该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雨衣，戴着猎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曾是学校击剑队队长，3次被学校开除。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又因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但他不敢贸然回家。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霍尔顿感到恶心和惊讶。他无聊之极，便去夜总会厮混了一阵。回旅馆时，心里仍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来了一个（十五块钱到第二天，五块钱一次）。一到他又紧张害怕，给了五块钱打发她走了，可要十块钱。后来找毛里斯来找事，毛里斯把霍尔顿打了一顿，拿走了他们要的五块钱。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和女友萨丽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丽那假情假义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两人吵了一场，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去看了场**，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患肺炎去，永远见不着妹妹菲苾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　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苾，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　霍尔顿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她带去一张便条，约她到博物馆的艺术馆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苾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后，因对妹妹劝说无效，霍尔顿只好放弃西部之行，带她去动物园和公园玩了一阵。菲苾骑上旋转木马，高兴起来。这时下起了大雨，霍尔顿淋着雨坐在长椅上，看菲苾一圈圈转个不停，心里快乐极了，险些大叫大嚷起来，霍尔顿决定不出走了。　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场大病，又被送到一家疗养院里。出院后将被送到哪所学校，是不是想好好用功学习，霍尔顿对一切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守望者的理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一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 1914一1994）的《无形人》（Invisible Man，1952），一部就是本书。　本书篇幅不大，只有十几万字。作者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外，迄今只写过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在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猎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嘴粗话，张口“”，闭口“混帐”，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认为本书内容“”、“渎神”，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某些图书馆（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曾一度将本书列为；但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中，指定本书为必修读物。　这部小说出版后，至今影响不衰，总销售量已超过千万册，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例如平装的班登（Bantaxn）版已印至第五十三版。它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物质生产发展得很快，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激增。　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空虚。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奉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国际上加剧冷战，国内镇压进步力量，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有些人粉饰太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另有些人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要反抗，却又缺乏光辉的理想，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此美国有的当代史家把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有些青年人以消极的方式（主要通过酗酒、、群居等颓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反抗，史家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或“垮掉分子”。本书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和群居的地步，如霍尔顿尚想探索和追求理想（包括爱情理想），因此他向往东方哲学，提出长大成人后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种理想当然幼稚可笑，但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他的性格较为复杂，有受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　他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被四次开除出学校？那是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这就是霍尔顿所生活的世界。他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因此他的不用功实质上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　另一方面，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连他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恋的，而这位老师谆谆教导他的，也只是利已主义的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书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可以说开当代美国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从表面上看，霍尔顿不求上进，抽烟、喝酒、乱谈恋爱甚至找，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坏孩子”，如果光看这些外表上的不良倾向，当然无法真正理解像霍尔顿这样的孩子，而我们多少成年人却往往用简单、粗暴、主观的方法去对待青少年（包括自己的子女），从而造成或加深两代人的隔阂。　本书作者以犀利的洞察力解剖青少年的复杂心理，透过现象观察精神实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霍尔顿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既揭示了他受环境影响颓废、没落的一面，也写出了他纯朴、敏感、善良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青春变化期青少年的特点，无怪乎在西方社会里引起了广大青少年的巨大反响，而且不少成年人也把它看作启发自己理解年轻一代的钥匙。　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这种风格后来被不少西方作家所模仿。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口语。

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麦田里的守望者从1951年出版到现在给全世界无数彷徨的年轻人心灵的慰藉。小说一问世，霍尔顿这个对虚伪深恶痛绝的少年形象竟然被千万读者看成是迷人的新英雄，文中的崇尚自由的亲切语言受到热烈欢迎。并且这本小说反映了二战后美国青少年矛盾混乱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和处境。主人公霍尔顿那种没有清楚目的的反抗，是当时学生和青少年的典型病症。《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后，大中学学生争相阅读，家长和教师也视小说为“必读教材”，把它当作理解当代青少年的钥匙。　《麦田里的守望者》领导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潮流，它使得思想贫乏、感情冷淡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人为之倾倒，这个时期完全可以称作超于文学定义的“塞林格时代”。本文剖析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从憎恶虚伪、追求纯真到最终屈从社会现实的心理历程，揭示二战后美国青少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内心世界。　这部小说最初得到二战后那一代美国大学生的欢迎。然后，不管家长或图书馆长怎么看待这本书，大量的中学生也开始想搞到这部小说来读——因为阅读过它成了一些学校帮派的入门通行证。这种风气尽管说起来已相当遥远了，不过仍有人会回忆起来，《新共和》的作者John B. Judis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曾在关灯之后打着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个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资格身份——关灯之后读书并非意味着好学，而是代表对就寝制度的反叛；而且，塞林格本人就曾在军事学校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作的。所以，“用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就是塞林格的真正粉丝纪念他的最好办法。　虽然塞林格写这本小说的本意是只限于展现成人的虚伪与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情怀。但愤世嫉俗的追随者比革命导师更激进。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在纽约了“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他对外界说，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另一种传说是，记者探监时曾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认为他杀的并不是偶像列侬，而是杂志封面人物。也许他认为，任何偶像都必须像塞林格那样远距离启示大众，频频出现在杂志封面未免太庸俗了(像塞林格那样登上一次《时代》封面也许是可以让革命青年接受的)。几个月后，约翰·大卫·欣克利向里根总统开枪，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记者再次将小说与谋杀联系起来，但后来总算有传说表明杀手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影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被禁与解禁

小说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该）、58个“bastard”（混账）、31个“Chrissake”和6个“”（）。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把这本书列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社会文化地位开始凸显，所以现在，这本书已经被广泛的认可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哪个版本谁翻译的比较

《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作品。全书由12篇文章组成，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概述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红楼梦》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品。

《古文观止》高中文言文难度相比初中有很大的提升，各位同学有必要在高一阶段就开始夯实文言文基础。

巧克力战争的编辑推荐

后两个版本都是施咸荣的版本，对作家把握比较到位孙仲旭的版本是新翻译的，后者是后来的学者翻译的，也即所列第一个版本。至于后两个，另一个是6月新出的，比较原味点，只不过都是纪念版，似乎比较推荐前者。施的版本在上世界80年代就已经出来了，不存在两个版本之说，一个是今年2月的，他是老一辈翻译家。其实一般选择的都是施咸荣的版本，个人也是比较倾向前者的，其中有不少借鉴原来翻译的地方，至于评论

施咸荣对于翻译的看法（高分悬赏）

《巧克力战争》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并列为20世纪最具争议的青春经典，领先《哈利·波特》，出版至今长踞美国榜榜首，选入多国大中学必修教材，畅销三十多年的文学经典。敢不敢撼动这宇宙？最残酷的真实，最绝望的孤独。暗潮汹涌的校园之战 直面现实成年礼必读书。

1974年，在被7家大出版社拒之门外后，《巧克力战争》终于问世。它对于从众心理与腐败现象毫不妥协的描绘，使其迅速成为一部畅销且饱受争议的青少年经典读物，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杀一只知更鸟》齐名，三十多年来长销不衰。该书堪称影响一代作家的经典成长小说，青春残酷物语，和《哈利·波特》分别列居最常上榜第一、二名；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被世界多个国家列入中学和大学教材；自出版来引发争议不断，不断再版，2004年兰登书屋推出三十年纪念版，在亚马逊网站上又掀热潮，2008年9月，台湾版隆重推出。

《巧克力战争》具有几项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文类，以的艺术高度，书写青春的物语；其次，它打破禁忌，将以往作家们不敢书写的话题和内容逼真呈现于读者面前；另外，它也影响了无数后起之秀，形成了“科米尔式”的小说风格，被许多作家奉为写作的灵感之源，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收入多国中学及大学的课堂教材。1988年，由该书改编的剧本被搬上大银幕。

麦田里的守望者买哪个版本

施咸荣，1927年生，浙江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同年8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研究员。1993年5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66岁。

译有外国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其中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美国文学简史》（合著）、《西风杂草》等论著；《最幸福的人》、《马戏团到了镇上》、《斯巴达克思》、《美国黑人短篇小说集》、《希腊悲剧故事》、《王冠上的宝石》、《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战争风云》、《富人，穷人》及《土生子》等；主持编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外国通俗文库》、《现代外国科幻小说选》等作品。

一本“黄皮书”的历史

■施亮

最近我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最早版本，一本印有“供内部参考”字样的黄皮书，送给了我的好友、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孙卫卫有收藏旧版书的爱好，他那里收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各种版本，有漓江出版社的版本，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还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以及目前译林出版社的版本，甚至还有盗版本。而这种“黄皮书”的版本印刷得甚少，也显得很珍贵，我将此书赠给孙卫卫兄，并在书的扉页写了一行跋语：“这是先父所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最早版本，也是51年前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版本。将此书赠给我的好友孙卫卫兄，留作纪念。”

上世纪60年代初，先父施咸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英美文学书籍的编辑审稿工作。他与黄爱先生为了介绍研究西方当代文学的各流派，以“仅供参考”的内部书名义，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实，这些内部书的封面未必都是黄封面，有几本书也有简单的装帧设计。但因为发行量小，为了节省印书成本起见，便只用简单的黄封面或灰封面，后世人谓之“黄皮书”。这些书的版权页上不注明发行多少册，而标明了是以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可当时这两个出版社只是“影子出版社”，没有机构，也没有人员，不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牌子而已。出版内部发行的书籍，用国家出版社的牌子不妥，就用别的出版社的牌子。

这一批书中就有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杰克?克茹亚克的《在路上》、约翰?勃莱恩的《往上爬》，还有一批现代派的剧本，其中有荒诞派的《等待戈多》，“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愤怒的回顾》，先锋派戏剧《椅子》和“反戏剧派”的《老妇还乡》。这些内部书后面大都有一篇“译后记”，按照当时的政治思维先将那些现代派作品进行一番分析与批判。同时，也要介绍作家的背景，那一股艺术思潮兴起的经过，在西方文化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等。写这样的文章，必须阅读大量的西方报刊，认真研究这股现代派文学思潮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也使得父亲走上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1962年底，父亲动手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次年9月，此书亦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较偏爱此书，以为塞林格无论塑造人物性格、描写手法及语言文字，均具有精湛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译书时字斟句酌，十分下功夫。仅为此书拟定书名，他便很费心思，原书的英文含义颇复杂，他本想将书名定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可觉不妥。后来，他偶然想起在海岛上看守灯塔的守望员，才改为“守望者”。如今“守望”一词已经广泛使用。他对这一词语的运用颇感得意，觉得是比较妥贴地表现了作者的原意。据说，后来此书在70年代初，曾经与《带星星的火车票》一起，在知青中被当成手抄本流传，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的思想禁锢政策在一代年轻人中造成的文化饥荒现象。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文坛也有了新气象。人们开始注目欧美现代派文学及先锋文学，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以及黑色幽默，荒诞派文学以及新小说潮流等等纷纷进行评介。一部分作家与评论家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不同看法发表在报刊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编选了“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将争论双方所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入了。父亲未参与争论，却写了很多客观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发表在各刊物上。他对我说，与其赶时髦参与争论，倒不如多译一些作品。出版了作品，读者自有公论。于是，他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又经过一番校改，交付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部书出版以后，果然引起较大反响，1983年第一版即印了46000千多册。此书还给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青年作家以启迪，著名学者董衡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了塞林格的影子”。

如今，先父已病逝11年了。他的这个译本仍在不断再版，甚至就我所知，已有几种版本的盗版书出现了。7年前，《译林》副主编王理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一桩轶事。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的现当代系列”，收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买下此书的内地中文简体字独家版权的同时，亦花了一笔外汇买下了在台湾出版的中译本。但是，他们以后又将台湾的中译本与父亲的译本对照后，发现台译本不仅语言习惯上与内地读者有距离，就从翻译角度上说也不算很成功。因此断然决定，放弃已花外汇买的台湾译本，采用家父的译本。此事在出版界引起轰动，人们赞誉译林出版社将作品的质量放在金钱之上，在当今物欲横流之世是绝少见的。

译林出版社的版本至去年已是印刷了13次了。但是，更难抵挡的是汪洋大海般的盗版。

眼光敏锐的翻译家

■李景端

如今走进书店，翻译书花花绿绿，琳琅满目，可是能勾起急切购买欲望的却实在很少。这不禁引发我的一份感慨：翻译家该译什么，不该或不必译什么，是否也该多一些取舍？由此我想起了一位眼光敏锐、选材自有主见的翻译家，他就是生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的施咸荣先生（1927―1993）。他一生翻译了《土生子》、《斯巴达克思》、《屠场》、《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穷人富人》、《战争风云》（合译）等作品四十多种、数百万字；发表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六十余篇。这些当然可贵，但更难得的是，他在翻译选材上具有较敏锐的眼光，译什么不译什么，自有主见。我就亲历过几件事。

1979年初，因为《译林》创刊号选稿，我想约他译一篇马克?吐温的中篇作品。他先问我：“这本刊物宗旨是什么？”我答：“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窗口要对准当今的世界。”他刚同陈原等一行访问英国归来，看到彼时的英国与我们所想像的大不一样。他说办刊物，时效性很重要。马克?吐温作品可以介绍，但年代毕竟远了些，你们应该更多译介英美当代的新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今日真实的西方世界。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些话，确实令人开窍。这次他虽然拒绝了我的约稿，但却送给了我一份珍贵礼物：坚定了我以译介西方当代作品为主的办刊信念。

1983年春他来苏州开会，那时他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公开出版，很受欢迎。此书描写美国有反叛思想的年经人，厌恶旧的传统，与现实格格不入，对未来又缺乏信心，于是出现了各种反叛、出格的行为。我问他何以选择翻译这样的作品，他说，60年代初期，他参与了供内部发行的西方当代作品“黄皮书”（封面均用**）的翻译工作。那时大家对西方文坛所知极少，译什么书，主要由译者自己选。他平时很注意学习，经常上北京图书馆借书看书，对英美当代社会和文化情况“还算了解一些”。他认为，对美国的认识，不能老停留在“纸老虎”这种印象上，有必要让领导和更多的人了解更加真实的美国。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

“禁锢那么多年，选译这种书，你就没有压力？”我问。

“有是有，但搞翻译就好比在中外文化之间架桥，帮人跨桥沟通了，架桥人担当一点算不了什么。这本书在美国很有影响，战后年轻人的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国也会受影响。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中国读者批判地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多少起一点警示的作用。”

通过这次谈话，我对他当年选译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原由及勇气，多了一点理解，但也没太在意。直到该书越来越畅销，我后来在北京才又与他议到了这个话题。

“翻译时你想到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没有，不过我认为它会受到重视。1963年因是内部发行，加上此书价值尚未被人所知，因此反响并不大。直到改革开放，80年代该书得以公开发行以后才真正受到关注。我觉得，经受长期禁锢、特别是曾被‘’中的‘否定一切’毒害过的年轻一代，也许对传统也产生过怀疑，他们从这本书当中，仿佛获得了某种宣泄的机会。尽管还有疑问，有争论，但这本书对许多人的思想似乎都有所触动。既然读者爱看，说明我选得没错。”

1983至1986年，漓江出版社三年就发行《麦田里的守望者》6.2万册；1996至2004年，译林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累计印刷35万册。历史已经证明，施咸荣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成功的。

他的翻译成就当然不仅这一本书，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选材具有开放和敏锐的眼光，而这又植根于他对当代世界文化信息的充分掌握。对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来讲，这一点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采访塞林格先生问什么问题

孙仲旭的版本是新翻译的，也即所列第一个版本。后两个版本都是施咸荣的版本。施的版本在上世界80年代就已经出来了。至于后两个，不存在两个版本之说，只不过都是纪念版，一个是今年2月的，另一个是6月新出的。其实一般选择的都是施咸荣的版本，他是老一辈翻译家，对作家把握比较到位，后者是后来的学者翻译的，其中有不少借鉴原来翻译的地方，至于评论，似乎比较推荐前者，个人也是比较倾向前者的，比较原味点。

2019年1月1日，是美国传奇“遁世”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的作者杰·戴·塞林格（J. D.Salinger，1919—2010）100年诞辰纪念日。得知译林出版社为此出版了一套全新的塞林格全集，我当然很感欣慰，不禁回忆起当初塞林格作品进入中国以及本人翻译其作品的一些往事。

人们一般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而实际上，早在1963年，这本书就由我的老朋友、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的施咸荣（1927—1993）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不过当时只是内部发行（俗称“黄皮书”），流通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才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真正面向大众。

由于中国文坛较长一段时间风行的是苏联的革命文学与19世纪外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此，当《麦田里的守望者》甫一面世，就让人感到很新奇。主人公霍尔顿·考费尔德，一位16岁的中学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小混混”。他不求上进，一肚子坏水，还看谁都不顺眼，认为成人世界无一例外都是“假模假式”。不过考费尔德本人精神也是相当的分裂：自己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却向往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以拯救成千上万从“麦田”跑向“悬崖”的孩子。这种“反英雄”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美国战后年轻一代（后被称之为“垮掉的一代”）的孤独、彷徨与困惑，无疑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中国读者，尤其是有着成长烦恼的青少年读者从中找到了某种共鸣。

这部作品能为中国读者所喜爱，施先生自然功不可没，他的译本是中国翻译界一致公认的好译本。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至今还有人正面地或是反讽地引用其译句：“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践地活着。”施先生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英美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只可惜去世得太早，令人感到遗憾。

大概是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联系我，希望我能翻译塞林格另一部重要作品——《九故事》（Nine Stories，1953），因为施先生已经过世，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之所以应允下来，一是我本人对塞林格的作品也比较有兴趣，而且很欣赏咸荣兄的译笔。记得20世纪70年代，董衡巽、朱虹、施先生和我等人合作撰写《美国文学简史》时，对于塞林格其人其作，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交流；二是我觉得能步施先生后尘翻译塞林格作品，从某种程度上也算对过早去世的老朋友的一种纪念吧。

2003年，我与文艺青年何上峰合译的《九故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2010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了中英双语版。由此，我在译界的“头衔”也于“卡夫卡译者”“福克纳译者”“门罗译者”之后，又多了一个 “塞林格译者”的戏称。而且还曾见到媒体引用我在译后记中的那段翻译体会：“塞林格经常在小说结尾处不动声色地布设一个‘风暴眼’。读者需要细心发现与用心琢磨才能领略其微妙含义与艺术效果。”对一个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有读者关心自己的工作更感到欣慰的了。

译了《九故事》后，不免就有一些媒体和年轻朋友向我询问有关塞林格的问题，问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生平。其实，塞林格的某些经历，我们在《九故事》里多少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二战时当过情报官，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等，在那篇《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又有污秽凄苦》中，就通过一位13岁小姑娘用天真的口吻道出。还有年轻朋友问，塞林格是不是刻意隐居，以这种生活怪癖来博人眼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本人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当然他有这个经济基础，可以买房子买地，可以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

塞林格晚年时还不能得到安宁，媒体总要报道他的生活怪癖，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女人的讯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A.乔伊斯与他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都出版了回忆他的书，后者还拍卖了塞林格写给她的情书，一时令舆论大哗。这些事显然已无关塞林格的文学成就。他终于逐渐退出了美国文坛，最后出的一两本作品都有些语无伦次，让人不堪卒读了。